天下文化‧財經趨勢報
國際趨勢大師奈思比進駐中國3年 創辦「奈思比大趨勢研究院」
精選28位研究員,研析100個城市的每日新聞、數據和資料
深入中國內部看見趨勢,在底層看見力量
敏銳的洞察力,權威的預言力,奈思比代表作《大趨勢》全球銷售1,400萬冊
奈思比在本書中所建構的八大支柱,是引領你理解中國的第一選擇
支柱一:思想的解放
鄧小平呼籲解放人民思想的規模之巨,只能在當時的時空下加以理解:階級鬥爭導致全國上下分崩離析,只能經此步驟重新團結十億人民,面對國家轉型的共同目標。文化大革命的破壞力量必得扭轉為締造新中國的建設能量。轉型之始,必須讓人民重新展現思考能力思想。從教條灌輸轉變成思想解放,是中國轉型的第一根支柱,也是最重要的支柱。
「我們必須擺脫桎梏我們精神的枷鎖。」
1978年5月,中國的小巨人鄧小平,跨出了中國邁向現代化與市場經濟道路的第一步,也是不可或缺的一步,他呼籲人民,「我們一定要⋯⋯撥亂反正,打破精神枷鎖,使我們的思想來個大解放」。
鄧小平很清楚,一個由上而下的中央集權社會,幾乎沒有個人發揮的空間,決不可能成為孕育市場經濟的沃土。而經濟改革的特性是地方分權,經濟改革要能成功,思想的解放是必要的。當時,中國看來像是一家老舊過時的公司,由一個獨裁的總裁在經營,他對自己的想法確定不疑,對別人的批評充耳不聞,反對進行任何改變。中國的人民就像喪失行為能力的員工,噤口了數十年,必須學習獨立思考。分權和解放必須手牽手。
1949到1976年間,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把地球上人口最多的中國,熔化成一片廣大的灰色群眾:饑餓、孤立、受教條所捆綁,在國家體制以外的任何作為都是非法的。教育和知識受到譴責,大學關閉,國立學院停辦入學招生考試。這是毛澤東所謂的「將革命進行到底」。
中國人民是如何熬過那些歲月的?眾多書籍敘述那些日子所受的創傷多麼深刻,至今仍然創鉅痛深。但是我們和很多人交談過後,驚訝地發現,那苦楚是多麼輕微。這很可能是中國人對於無法改變的環境的一種適應能力,以及遙望生命未來的前瞻態度。他們覺得把精力投入未來的福祉,比沉緬於過去更為有用。我們相識的事業很成功的中國友人中,有多位在文革期間被送到中國的農村地區進行「再教育」,而雖然政府把人民像棋子般挪來移去,剝奪了他們的家庭生活、工作、中學與大學教育;這種情況會令我們十分沮喪,但他們大部分人都發現其中自有一些好處。
支柱二: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的結合
中國的垂直式民主,是建立在由上而下與由下而上兩股力量的交互作用上。了解民主在中國如何運作的困難在於,西方毫未聽說這個方程式的下半段(指由下而上的力量)以及它在體系中的影響力。在中國,人人皆知小崗村18農戶是如何在幾乎一夜之間,改變了中國整個農村政策:從集體農場變成個體戶農場。
從農業上這個第一步開始,由下而上的力量已經增長,而且將持續逐漸增長。由上而下與由下而上兩股力量的關係走勢已經定向,是朝向創造以互信為基礎的體系前進:政府信任人民,人民信任政府。這樣的模式適合中國歷史、中國人思維和中國人對和諧、穩定社會的強烈渴望。而且隨著中共對多元化的接受度增加,未來挺身反抗中共的人會減少。
西方的民主不是在一代之內建立,而且是在好幾百年後才發展成熟。中國在僅僅一代內就有了長足進展,它將持續前進,並在未來歲月中強化由上而下與由下而上力量的平衡。
我們的信念是,如果西方支持中國的垂直式民主與經濟發展的逐漸演進,而非專注於中國在改革成熟時面臨的困難,世界與中國人民的景況將會更好。
維繫中國新社會的永續發展,最重要、最微妙與最具關鍵性的支柱,是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的兩股力量的平衡。維持平衡是中國長治久安的關鍵,也是了解中國政治的自我概念的關鍵。
中國人怎麼看自由?
美國人眼中的自由,意味著決定自己的生活方式,不受他人任意作為的束縛。西方世界大多數人都持這種看法,個人權利是社會的主要支柱。但是對不同的民族來說,自由指的是不同的事物。
中國人的思想,受到兩大基本要求的重大影響:社會秩序和和諧。這兩者是孔子學說的中心思想,他認為只有秩序能帶給人民真正的自由。這和團隊運動很相似,規則決定了自由參與活動的條件。同樣地,有秩序的社會為人民建立可在其中自由行動的環境。中國人認為,秩序不會壓迫自由,反而界定了活動的空間。
由此觀之,西方對個人選擇自由的了解,受到各個社會在社會與法律層面的限制,因而對於誰是誰非有了先入為主的看法。許多西方人確實認為,是爭議和衝突,帶來了突破、新點子與創新。不過這種衝突和不諧並不適合中國人的心理,尤其是在有關統治的這類重大事務上。
中國的垂直式民主
西方人想到自由、民主的社會時,他們想到的是一個水平的架構,個人在其中有平等的投票權,定期選出領導人。
大多數西方民主政體的人民都心存這種模式。但是如果有個完全不同的方式可以檢視自由與民主,有個來自不同的文化遺產,可用不同方式檢視社會與世界,那會如何?如果它是垂直的,而非水平的民主模式,那又如何?
中國人認為,人與人之間都互有關聯,每個人都是全體的一部分。與人和諧相處,是生存在傳統中國社會的關鍵。
和周邊的人建立良好關係,比個人對社會負責任還重要。這一來,政治不是由對立的政黨或政客在運作,而是由上而下與由下而上過程中得到的共識在運作。
在這種高度分散的社會,領導人為整個社會建構了一個遠景,納入由下而上提出的構想、建議與要求。由上而下與由下而上的提議從而得以確立,並受鼓勵而能視情況之需靈活變通,這一切都是在領導人設定的共同大目標下進行。這一來創造出一個垂直的架構,各種構想和經驗在上下層級之間不斷交流。在這個架構內,中國正處於建立一個適合歷史與思想的民主模式的初期階段。這個垂直式民主的程序當然有其弱點,後面章節將會探討,不過主要優點在於,政治人物可以放下一切為選舉的思維,而能進行長期的策略規畫。
在西方人看來,執政的正當性,在於當政者是民選的。在中國人看來,統治的正當性主要是看政績如何。在這種原則下,中國政府的表現非常優良,不容置疑。中國領導權掌握在共產黨手中,不過雖然中國共產黨牢牢掌控這個國家,過去30年來,掌控的觀念已經大幅改變。
共產黨已經由專橫獨斷的由上治下的獨裁政體,變成由下而上各層級積極參與、能發揮功能的一黨領導架構,是一種決策與執行日益透明的垂直組織式民主社會。一如國家主席胡錦濤所說,「確保權力正確行使,必須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
支柱三:圍地造林,讓林木自行成長
政治架構:中國垂直式民主的成熟,和中國共產黨的民主化息息相關。關鍵在於發展、強化並擴大選舉法規,而不招來選舉驅使的行為的破壞與分裂。如果一黨制度為中國人提供了足夠的多元文化,那麼除了中國人,誰有權要求改變?中國共產黨何時會拋棄蛹的外殼,讓蝴蝶飛翔?時間會告訴我們。
軍事架構:中國從來不是殖民強權,也沒有跡象顯示它有領土野心。胡錦濤主席在全國黨代表大會的演說中形容國防目標是「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領土完整,為維護世界和平貢獻力量。」馬政府領導的台灣已出現轉變,「國家和平統一」的機會似乎超過以往任何時候。中國太聰明了,不會不懂得運用「一國兩制」的綜效。
經濟架構:21世紀的目標已經訂定:把中國從世界的工場轉變成世界的創新者。最大的挑戰不僅在於維持成長,還在於執行已宣布的環保設想。
文化架構:對於舊文化,有一種新的欣賞態度,對於新文化則有一種強烈的意識。在藝術世界中,個人根據新的自我意識,表達自己的感覺,這種自我意識通常和聯合一致的社會架構不同。藝術家已經脫離舊有的規定與價值觀,接納幻想與想像,全都在解放思想的架構內。
三十年前的中國就像一座巨大森林,林中所有樹木都必須長成同一個樣子;只要是破壞群體一致性的植物都會被砍掉或拔除。但是這種高度一般的森林證實是無法長遠發展的。鄧小平深諳這個道理,他呼籲解放思想,而允許多樣化生根成長,對中國的生存與發展邁出關鍵的一步。
最好的辦法是逐步重新造林,看看什麼樹種能活,什麼樹種不活,久而久之林中樹木自然會組織有序。想把寒帶針葉林變成熱帶雨林是不可行的,不過西方國家就是用這種態度期待中國;西方國家就是希望中國這片森林能改頭換面。
「中國的政治與法律制度從來不曾傾向『西方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模式』,」瑞士比較法研究所(Swiss Institute of Comparative Law)專研中國法學的專家勝雅律(Harro vonSenger)在他的《智謀》(Supraplanning )一書寫道。他指出,21世紀中國的政治模式是依循昔日的傳統金字塔模式。
鄧小平呼籲解放思想,用意不在短期的斬草除根或改變林木棲地,也不是去除階級制度架構的人際關係,階級制度自古以來便生根發展,中國人已習以為常。但隨著垂直式民主形成,原本三角型的階級制度也逐漸走向長方形的樣貌。
新架構
數百年來中國所認定的真理,至今仍然適用—依照特定規範行事也沒什麼不好。我們都是遵守一定規則的,包括我們為自己訂下的規則。但是垂直式民主制度會發展出不同的架構,建立在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兩股力量的平衡。
改革開放之初,中國人開始擁抱自由,逐漸了解隨之而來的責任。圈出林地讓人民植林並試驗各種新構想和新計畫,十分重要。不過鄧小平並沒有放開面積最大的那片森林,也就是社會主義。這個宏大的政治架構還包含新經濟架構。對西方人來說,這似乎很矛盾,但是從中國人主張中庸的角度來看,這再正常不過了。
中國的總體經濟目標是在2010年達到「小康社會」,但是每一步驟並未訂出詳細說明。愈來愈多的經濟自由,給人民創造了參與並獲利的空間,並維持動能與熱忱,繼續將中國轉變成現代社會。
為了讓意識形態的辯論消音,鄧小平重申中國堅守社會主義的旗幟,並宣示中國致力建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這仍然是個大變革,畢竟對許多中國人來說,毛澤東譴責資本主義的話語,還言猶在耳。
在1976年之前,所有中國企業都是國有並由政府控制。
人們了解自己是國家計畫的一部分,彼此沒有階級和身分之別。從政府到國企到公社,人民的心態是接受命令,在極小的由上治下的小架構內活動。正如我們所見,再造中國的第一步是解放思想。人民必須要自行思考,才會懂得創造個人目標,推動社會進步。但是這些目標必須支持中國共產黨設定的大目標:「消除貧窮落後」。中共的政治路線設定了大框架,讓人民在其中活動。改革最重要的焦點是經濟發展。
中國的改革和蘇聯的改革重建(Perestroika)形成鮮明對比。戈巴契夫在鋪陳改革環境前,就雄心萬丈地把蘇聯的改革從經濟擴展到文化、農業、教育、社會福利與政治。少了一個可管理的架構來引導人民,讓人民逐步進展,結果蘇聯改革一開始就是由上而下且頭重腳輕,最終導致蘇聯分崩離析。
支柱四:摸著石頭過河
超過25年前寫就的《大趨勢》中,我們讀到美國:「以社會來說,我們已從舊的轉變到新的,而且仍在進行中。我們經歷了動盪,而在時而痛苦時而變動不居的現在,美國的重建勢在必行。新的美國社會尚未完全進化。雖然如此,美國的重建已改變了我們內在的生命與外在的生活。
中國的大趨勢描述了中國的轉變。每一根支柱檢視了合力共創新整體的原則。沒有人能預測新中國以及正在演化的新社會的最後形態。中國正在「摸著石頭過河」。這是對任何勤奮努力者的絕佳忠告,但是這個做法從來沒有運用在如此龐大的規模上,十億以上的人口正摸索著前進。
垂直式的由上而下與由下而上的動能,持續專注在達成目標上,同時又保有必要的彈性,來處理任何波動的情況。因為沒有明確的途徑得遵循,所以機會可以掌握,困難可以避免,也有捷徑可抄。而且正如同美國的重建,在時而痛苦時而變動不居的現在,中國的重建勢在必行,直到它抵達彼岸。
摸著石頭過河是個隱喻,反映出中國領導班子開展新中國所抱持的態度。僵化的方向與目標不再,這個心態讓整個國家能找出自己的道路,透過試驗、不斷摸索、勇於冒險尋找可能辦法,並且從「實事求是」的過程中找到最好的方法。
我們展開旅程邁向一個目標時,並不知道沿途會碰上什麼挫折和機會;我們必須在過程中學習。這是鄧小平的名言「摸著石頭過河」的精義。
目標是有一天能站在河的對岸。你以前從來沒有渡過這條河,但是你知道河床中有石頭,而且你相信那些石頭能讓你落腳並給你方向。你得在某些石頭上駐足一陣子,才能獲得繼續向前的動力。有的石頭會迫使你改變路線。有時候進無可進,這時必須後退再重新開始。
第四根支柱是建立在鄧小平希望中國努力達到目標所說的名言上。中國建立新的社會經濟制度與和諧社會,就如同跨足新領域,並努力渡河達到彼岸。中國一邊前進一邊學習,學到哪些行得通、哪些行不通。它一直在試驗,跌倒過,失敗過;但它繼續前進,而且總是專注在要安全抵達彼岸的目標上。
只要是對中國及其歷史感興趣的人,很快就會遇到「謀略」(Supraplaning)這個字,這個詞一直被翻譯為策略或計謀。最高層次的謀略是設定恢宏、高瞻遠矚的目標,設定宏大的架構,但是不會仔細定出單一步驟。
謀略是中國人思維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聰慧精明和運籌帷幄備受推崇,也被視為智慧的表現。三國時代諸葛亮在赤壁之戰不費一兵一卒便高明取得敵人的武器(我們在第三根支柱中述及),這算是中上的謀略,也是走向最後勝利的其中一步。摸著石頭過河是這種思維的實踐。目標很清楚,就是要達到河的彼岸。在前進過程中,中國運用謀略與戰術,同時預留靈活應變的空間。
在這個架構下檢視中國30年來的改革,沒有其他國家曾如此密集運用反覆嘗試的試誤法(trial and error)來進行發展。而反覆嘗試、錯了再來的做法,已被整合到傳統中國思維的另一面:「實踐出真知」。
從改革一開始,中國就運用小規模試點計畫(pi lotproject)找出什麼有用,什麼無用。法律規範、保險、制度、教育模式、投資模式,甚至文化興趣都受到測試,必須在廣泛推行到全國之前,證明有其價值。連傳統北京文化如何保存的問題都受到測試。
為響應胡錦濤主席的宣示:「弘揚中華文化,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教育部正在中國的十個省進行傳統北京文化(傳統京劇)的試點計畫。著名的京劇主題,像是「智鬥」和「紅燈記」(現代京劇的八個樣板戲之一),正在十個省與自治區的十家初級中學和十家小學的音樂課上傳授給學。生如此一來能夠弘揚傳統的京劇,而且如果一切進行順利,教育部最後會擴大計畫,全面推行。
在這方面,我們很高興在《中國日報》上讀到,京劇「赤壁」改編之後重新登上國家大劇院。「為迎合年輕人的口味,」評論家寫道,「有些主要場景,包括『草船借箭』,都會進行改編,以便更能引起共鳴。」我們希望能盡快觀賞到,但也擔心自己無法了解京劇中高度象徵性的表演。
中國人並不期待政府全盤移來瑞士的社會福利計畫,但是如果領導階層沒有正視並處理目前的問題,緊張可能會升高。中央與地方政府的任務,已經從處理經濟問題,擴大到在文化與環境方面改善生活品質,尤其是在農村地區。
千百萬農民工開始離鄉背井到外地工作,目標就是賺錢,因為家鄉賺錢的機會小。但是隨著國家進展到更高的目標,人民的目標也提升了。農村居民的要求升高了,商務部為了展現對此的重視,已展開一項計畫,提供農村居民和城市居民相同的購物環境。黑龍江省在2006年啟動了「百鄉千村」建設計畫。
黑龍江省大城富錦市,提供資金協助農村地區的商店轉型,並在每個鄉鎮選出一家模範商店,顧客在模範商店中得以享受購物樂趣。這些商店形成連鎖形態,使用統一的規格樣式、統一的服務水準、統一的經銷方式與齊一的管理訓練。據《佳木斯日報》報導,這項實驗大大改進了商店的經營方式,而且「徹底制止了仿冒品與劣質品進入市場。」商務部目前正在把這項計畫擴展到中國其他省份。
支柱五:藝術與學術的發酵
在新中國,界限之中有了開口,大家的企圖心也增加了,所以中國民眾的技能與才華得以盡情發揮。並非所有中國人都是知識分子,也不是個個都有藝術傾向,但是正如我們的朋友王育琨所說,做麵條的人能生產最佳麵條,裝配線工人對整個成品有貢獻。對某些人來說,可以發揮的空間無限大;其他人則只是硜硜自守。
藝術家與知識分子是最早不受規則與限制所束縛的人,他們打開心智,勇於想像與幻想。創造力獲得釋放時,藝術家與知識分子永遠都是開路先鋒,由於有了他們,整個國家的水準得以提升。
在1990年代初期,奈思比看到了雄心壯志、藝術天賦與企業家精神可以在多幼小的年齡展現出來,當時他正在參觀孫逸仙夫人在丈夫過世後於北京創辦的實驗學校。那是一班正要升上小一的六歲兒童,25個活潑的孩子,女孩多於男孩,他們唱歌並展示一些作品。到了要說再見時,每個小孩都給奈思比一張小卡片,每張卡片上都有他們自己繪的圖,一朵花、一隻小鳥、一棵樹等等,在中央是小孩的名字。令奈思比很驚訝的是,在卡片背面,是他們的電話號碼;25張小小的名片,展現25個未來藝術家、作家、醫生、政治家與企業家給人的第一印象。
今日中國兒童成長的環境,為他們創造了各式各樣的遠景與選擇,在這樣的環境中,未來的世代能夠培育他們的才華,提升他們對新中國的貢獻。
雖然經濟是中國巨大轉變中表現最顯著的一項,但就已發生的歷史性轉變來看,經濟只是其中一環,也許還不是最重要的一環。鄧小平早期曾說:「我們要建設兩個文明,物質文明與和精神文明一起抓。」今日中國在藝術與學術的活躍就是精神文明勃發的表現。
當我們一想到文藝復興,自然會出現米開朗基羅、達文西、丁托列多(Tintoretto)、莎士比亞、塔索(TorquatoTasso)、古騰堡等藝術家和知識分子的大名。他們引導了科學、社會與政治領域的思想變革。鄧小平的高瞻遠矚,激勵了中國經濟的蛻變;中國藝術家的想像力和創造力,為其他領域的創新舖好了道路。藝術反映社會,並強化了國家的個性。
在舊中國,最重視服從;而在中國成為世界工場的第一個階段,位居下屬的工人階級是很大的支撐力量。但是把中國推進到下一階段(即創造具有特色的中國產品與設計)的力量,就需要躍躍欲試、才華橫溢、創意勃發的藝術家與知識分子的精神。
中國藝術的延續
在西方世界,不同的時代塑造不同的風格;但中國和西方不同,中國的藝術過去一向保持驚人的延續性。清朝(第17到20世紀)的山水畫和宋朝(第10到13世紀)的並無太大不同。藝術向來受到對中國歷史的尊重的強烈影響。中國的藝術從來不是在創造新的事物,而是在保持傳統。
共產黨於1949年奪得政權後,審美價值出現深刻的改變,急劇背離傳統。藝術必須是平易近人、有教育性的,並為廣大民眾傳達共產黨社會的理想。老藝術家的作品常常被批評為,對革命毫無貢獻。
沒有主題的藝術
第一個活躍的地下團體是「無名畫會」。這可以追溯到1959年,當時趙文良和楊雨澍結識於北京熙化美術補習學校(文革之後殘存的少數私立藝術學校)。1973年,一些富有才華的學生下鄉勞改後回到學校,加入了趙文良和楊于書的藝術圈子。1975年,「無名畫會」在張偉的家祕密舉辦了一場展覽,稱為「203大院」。直到1979年,非政治的「無主題」繪畫才公開露面,那時是文化大革命結束的三年後。
1978年12月底,中央委員會確認新領導人的解放思想的方針;再過兩個月,也就是1979年2月,「上海十二人畫展」的展覽在上海揭幕,展出已脫離文化大革命的寫實藝術作品。這是自1949年毛澤東奪得政權以來,第一次由個人藝術家籌畫推出的展覽。
1979年7月,在北京藝術家協會領導幹部李勛(LiXun,音譯)的支持下,「無名畫會」在北京北海公園舉行了首次正式展覽。「無名」成為正式名稱。兩個月後,另一個前衛團體「星光畫社」舉行了首次自行籌畫的展覽,造成大轟動,結果被公安局強制停止展覽。
藝術家是鄧小平精神文明行列的最前線。
更早一年,即在1978年6月,一家致力推廣現代藝術的雜誌《世界藝術》創刊了。距離文化大革命結束僅僅數年,文革期間藝術自由受到很大打擊。任何領域的非共產主義藝術皆遭到禁止,傳統京劇從舞台上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革命題材的新京劇。許多老圖書館遭到摧毀,傳統藝術家被逮捕甚至遭迫害致死。
隨著政策開放,「精神文明」發展的早期參與者中最顯著的是藝術家,他們往新方向做出驚天動地的「大躍進」,激起人民對藝術、精神與知識需求的渴望。
1980年代初期,北京中央美術學院在靠近天安門廣場之處,占據了一塊地。不久之前,學校老師還嚴格灌輸蘇聯風格的寫實藝術,學生不過兩百人。如果你在今日走訪這個學院,就會看到33英畝的新校園和四千多名學生,他們從六萬名申請者中脫穎而出,其中許多人夢想著能像許多學長一樣成為百萬富翁。
在人性自我解放的過程中,新藝術變得很普遍,展覽的數目增加了,新的藝術雜誌也紛紛創刊。在1985年至1990年之間,一千多位藝術家,在沒有畫廊、博物館或任何有系統支持藝術的環境中,懷著空前未見的興致與熱情,領導一個具有根本影響力的藝術運動。這標誌著舊共產政權的藝術一元化的結束,獲得了新自由,並開啟了中國藝術走向國際舞台的一條路。
支柱六:融入世界
中國登上世界舞台,認真的演出時,舞台上既有的演員指派它演一個配角。但是這個新演員表演得太出色,不能一直站在舞台邊緣。它搶到聚光燈下,不但參與演出,還改變了角色的安排與舞台的布景。
二十世紀下半葉的世界舞台,是由兩個超級強國主導的:美國與蘇聯,而且它們扮演對立的角色。蘇聯解體時,美國成為經濟與軍事上的唯一超級強國。美國設定標準,讓其他國家與美國相比較,例如歐盟,歐盟既不是一個經濟體,也不說同一種語言或持同一種意見;而中國,眼看著就要成為美國唯一的挑戰者。未來歲月中,最令人感興趣的雙邊關係,將是中國與美國的關係。
美國是總值14兆美元的經濟體。日本、中國與德國的GDP,全都在4兆至5兆美元之間。中國剛剛超越德國,成為全球GDP第三大的國家,而且可能很快就會趕上日本,成為GDP第二大的國家。在可預見的未來,德國與日本將維持在4兆至5兆美元的水準,不會有明顯成長,甚至還會萎縮。美國與中國則將繼續成長,但是中國的成長速度會快得多。中國和美國將成為舉世最大的兩個經濟體,把其他國家遠遠拋在後面。
歷史上第一次,兩個最強盛的國家不是對手,而是經濟互賴世界中的夥伴。歐盟、東南亞國協、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八大工業國(the G8)、二十國集團(the G20),以及世界貿易中的豐厚利潤,將是為全世界建立單一、整合的經濟體的建材。二十世紀末,中國參與了世界。在二十一世紀,中國可以成為最重要的角色。
公元前1250年,也就是中國周朝政權開始的200年前左右,西方數千公里以外的希臘的邁錫尼城(Mycenae)正在建造城門。城門是每個來客對城市的第一印象,必須能彰顯此城的財富與重要地位。邁錫尼古城的獅子門(Lion Gate)是用四大塊巨石建造,每塊重達數噸,門框上是一塊較輕的三角形巨石,上有一對獅子浮雕,因而有獅子門之名,至今仍是很出名的古蹟,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絡繹不絕。
通往現代世界的中國大門
在邁錫尼建造了通往古代世界的城門的三千多年後,中國建造了通往現代世界的大門,也是這個城市和國家成就的象徵。北京國際機場的「第三航站」本身就是個文化標誌,象徵中國向全世界開放門戶,它很明亮、開闊、功能齊全又吸引人。日光穿透屋頂射進這個建築物的每個角落,不論你置身何處,總是有自然光線。夜幕低垂時,可以看到黃、橙、紅三色光輝穿透屋頂。
北京第三航站是全世界最大的建築物,比倫敦希斯羅(Heathrow)機場所有航站加起來還大得多;它是以破紀錄的時間建成的,對中國人來說,這一點也具有同樣重大的象徵意義。從2004年3月破土動工開始,建築團隊只花了四年時間,在2008年2月即興建落成。此外,內部的設計處處展現了人文氣息。機場的風水傳遞出寧靜溫暖的待客氣氛,入境區融入周邊的開闊景觀,歡迎到訪的客人。這個機場和紐約或洛杉磯機場相較之下,是多麼鮮明的對比!我們在美國許多主要城市的老舊機場出入時,心裡覺得真是悲哀,這個走過風光的新世界領袖,似乎錯過了通往下一站的班機。
2001年5月,就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之前,中國問我們:「全球化就是美國化嗎?」我們的回答是:「不是,世界正在改變美國,遠比美國改變世界的幅度來得大。」今日已沒有人再問這個問題。不論我們置身何處,最顯著的目光焦點都不是美國,而是中國,有如室中的大象。中國何時會趕上美國?中國會奪走我們的工作嗎?我們的孩子應該學習中文嗎?」世界各地都在問這些問題。
每個人都在關注中國,去過中國的卻很少;但是對中國了解不多,並仍然可以對它持有某種看法。有人喜愛中國,有人厭惡中國。多數媒體把報導重點放在中國與其他國家格格不入。但是不論人們從什麼角度看中國,中國無疑已經悍然登上世界舞台,而且這個新演員會塑造它自己的角色。
中國的知識進口
中國登上世界舞台之前的第一步是改變心態。正如我們所知,中國在社會、文化、經濟與政治層面展開了解放的過程。一種新的自覺(self-awareness),讓中國甚至向多年宿敵學習,或向意識形態與它對位的國家取經。中國走出孤立,成為世界經濟、政治與文化架構的一環。經過「百年之恥」以及三十年的再造與改革後,中國應該受到其他國家的接納與尊重。
自1978年以來,中國一直急於迎頭趕上世界。趙啟正在《浦東奇蹟》中所提的這點對整個中國來說都是正確的:「吸納全人類的智慧,根據世界標準和眼光來規畫功能與基礎設施—這是浦東成功開發的重要祕訣。」
中國已建立全國性的現代化基礎設施,這是經濟進步的關鍵要素;物流運輸市場在2006年成長到5000億美元。中國的航空業是全球最安全的;2007年中國有1.85億人次搭乘飛機;空運了300萬噸的貨物。據《中國經濟評論》(ChinaEconomic Review)報導,中國本國航空貨運市場已成長到31億美元。
在融入世界的過程中,中國知道必須改善惡劣的飛航安全紀錄。1990年代,中國的民航機是舉世最危險的,如今中國的飛航安全卻是首屈一指,勝過美國和歐洲。這樣突飛猛進的傑出成就,是民航總局副局長楊元元所策畫的。他解決問題的聰明辦法就是,從全球航空界其他業者取得建言與協助。當時中國經濟正高速發展,造成安逸自滿的心態;起初,楊元元與美國航空當局協商,雙方簽訂了一個合作協議,協調業界合作事宜。接著美國航空界各領域的30家公司組織起來,提供中國技術協助。
中國意識到,飛航安全不可能保有什麼祕密;據美國航空官員說,中國的參與是完全公開的。
支柱七:自由與公平
努力在自由與公平之間尋求平衡之際,中國的垂直式民主模式有其優勢。執政黨持久不變,讓長期的規畫不致遭到破壞,也不會因為選舉而改變政治思想與行動。這個中國模式可以建立地方與全國的機制,減少社會寄生蟲的數目,讓有真正需求的人獲得更多資助。
社會福利的大架構可以由中央政府提供,但留給地方政府與更接近核心問題的當局活動的空間,以便在由下而上的參與中,找出解決辦法。
但是教育是讓人民照顧自己的關鍵,占所有當務之急的首位。中國經濟的優先要務必須是教育。教育不僅是中國前途的推動力量,受過良好教育與訓練的人,更可能在中國動盪不安之際找到解決辦法,而且他們尋求公共援助的情況也少得多。打開自由與公平大門的鑰匙是教育。
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辯論焦點,向來是自由與公平。
我們是否要選擇人人皆受到平等對待,沒有任何人超前太多的制度?或是我們要選擇讓個人能自由發揮才幹與辛勤工作,獲得遠超過別人的成就?全世界都為了這些考量大傷腦筋。
北京人民在1978年元月的嚴冬中,早就看到了新黎明的第一道曙光。新華社的報導說:「一絲暖陽終於打破寒冬,為人民生活帶來了些許溫暖。在這個鴿子籠般的筒子樓和狹窄胡同密布的大城市中,人民大眾終於開始感到一絲輕鬆。」正如我們在前面章節所述,解放思想與實事求是,放寬政策逐漸改善了中國人民的生活。
西方媒體持續報導,鄧小平批准了創造財富的進一步措施,甚至明說,「有錢是光榮的」。其實鄧小平從來沒有說過這樣的話,連暗示的意思也沒有。他於1986年接受一家西方電視台專訪時的真正用詞是,「致富無罪」。他進一部解釋,「我們的致富概念和你們不一樣。社會主義社會的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社會主義的原則,第一是發展生產力,第二是共同富裕。我們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以便更快實現共同富裕。因此,我們的政策不會導致兩極分化,不會讓富人更富,窮人更窮。」
社會的期望,在現實中未必可行。
要縮小貧富之間的差距,並允許個人才幹獲得回報,向來是社會大眾的期望,但實際上難以辦到。在二十世紀,對於資本主義國家強調自由與社會主義國家強調公平的政策,出現許多討論。中國目前正在探索一種兼顧自由與公平的制度。政府公開宣布的總目標是在2020年以前消除赤貧,並讓小康家庭成為社會的大多數。胡錦濤2007年在中共全國代表大會上說:「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鄉居民收入。」
中國從很低的基礎開始發展,已有長足的進步,但在國際的排行仍然很落後。據國際貨幣基金的資料,中國的GDP被13億人口分配後,人均GDP只有3315美元;2008年其他國家的人均GDP是:美國46859美元;德國44660美元;日本38559美元;印度1016美元。
當然如果要以GDP的平均數來看,就喪失了所有意義。
中國目前正處於不同的經濟階段同時發展的時候,南方省份與東部沿海地區的繁榮都市,都發展得很好;但是西部、東北與華中地區的省份與城市,就遙遙落後。中國當然不是唯一存在地區經濟差異的國家,而這使得人均GDP的解讀變得很困難。
社會保障的基本措施
對中國來說,要趕上先進國家目前的社會福利水準,並不容易;中國只能保障人民擁有基本的生活水準。中國必須建立退休金保險制度,讓工人在退休後能維持中等的生活水準;也需要建立失業保險,讓失業工人能維生;並建立醫療保險,涵蓋一般醫療需求。
胡錦濤說:「我們必須努力使全體人民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推動建設和諧社會。」對中國人來說,社會和諧不僅是道德的需求,也是制度永續發展的關鍵。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的平衡,以及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齊一步調,讓長期的廣泛規畫與支援協助,能建立一個發揮功能的有效制度。
支柱八:從奧運金牌到諾貝爾獎
中國在今後數十年可望複製它在京奧的成就,以及經濟和競爭力的強勢表現。中國的經濟永續性,目前和下列兩事息息相關:從模仿進步到創新、從為品牌代工進步到創造品牌。中國正在採取行動,要成為世界的「創新之國」
中國想要成為創新社會,正在不同的層級以不同的發展動能在進行,這是它的特色。北京在公家機構的研究方面掌有最大份額,卻沒有產業的基礎來將研究成果商品化;上海有活絡的商業,但缺乏以應用為導向的強大基礎研究設施。浦東張江高科技園區之類的科技園,以及提供企業低成本辦公空間和管理與財務策略建議的技術育成中心,將在矯正這些偏差方面發揮作用。
中國已成功地機動調整其人力資源,以提升經濟的技術標準。但是如果我們考慮到每1000名研究員發表的科學與工程文章的數目,以及專利申請案的數目,就會發現中國仍然遙遙落後。
胡錦濤在2007年向中共全國代表大會演說時,確認中國的科學發展:「為建設中國成為創新國家,我們必須在現代化的全國教育制度上提供免費義務教育,我們必須加強法治,減少政府在微觀經濟運作的干預,培養自主創新能力,與時俱進,朝向世界與未來。」這是對未來任務的良好概述。
中國很可能不會在明天就贏得諾貝爾獎,但是中國啟動嶄新的社會經濟制度,帶領超過10億人走出貧窮,進入小康社會,成果斐然;並挑戰美國的全球最創新國家的地位,當然應該得到全世界的承認。
這根支柱的命名是一個預言,也是中國的主要策略。中國在2008年北京奧運展現的求勝心切的領導力,是它在全球舞台展現經濟競爭力的一次預演。這個奧運主辦國斥資19億美元興建場地,投入420億美元興建都市基礎設施。為了創立奧運競賽的新典範,150萬中國人被迫遷村,讓位給奧運場地及景觀美化工程。中國關閉了200座污染嚴重的工廠並處理了90%的北京廢水。目標是主辦一屆在藝術標準、場地建築與金牌數目上都超越先前所有主辦國的奧運盛會,結果中國的所有目標都達成了。今後數十年,全世界可以預期中國將在經濟表現與競爭力方面,重現奧運的輝煌成就。
波特(Michael Porter)在美國競爭力委員會的「競爭力指數」報告中寫道,競爭的終極目標是一國人民的富裕。
為了成為全世界最具競爭力的國家,中國必須有三方面的配合:(1)全體人民達到小康的目標。(2)把國家當做企業來經營,由強勢的領導團隊率領,在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的交互作用中,以垂直且日益民主化的決策模式設定長期目標。(3)全體的福祉符合領導階層與勞動力雙方的利益。
在既有成就的榮譽感和未來發展更上層樓的企圖心之下,中國人團結在一起。在再造中國的第一階段,中國從瀕臨破產邊緣發展成全球第三大經濟體。1978年,中國的出口值僅占全球的0.8%,和利比亞相同。2009年,中國打敗德國,出口值居世界第一。
二十一世紀的經濟對於能進入全球市場的國家有利。
哪個國家的起步位置會優於中國這「世界工場」?以《競爭優勢》(Competitive Advantage )一書聞名於世的波特在「2006年競爭力報告」中寫道,具有支配力的經濟有利於「熱烈歡迎不同文化並在創新過程中吸收多元理念的國家。
這樣的國家會因不同的技術與創意領域的融合而獲得前進的動力,進而在學問、創造力、藝術性與尖端思考方面欣欣向榮。這些概念都是美國的長處和我們的競爭優勢。而這些概念都是美國獨有的。」這話現在應改成「曾經是美國獨有的。」
中國想要在2020年前,把2000年的人均GDP翻兩番,讓所有人民達到小康的目標,正符合波特所稱的「競爭力的終極目標」。胡錦濤2007年的十七大報告中,著重「促進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建設創新型國家」的新目標。他說,中國將:
● 大幅提高全民受教育程度和創新人才的培養。
● 提高中國自主創新的能力。
● 增加自主創新的支出。
● 建立以市場為導向的技術創新體系。
● 進一步營造鼓勵創新的環境,努力造就世界一流科學家和科技領軍人才。
● 提升高新技術產業,發展資訊、生物、新材料、航空航天、海洋等產業。
● 統籌城鄉發展,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
● 擴大開放領域,推動產業升級,協調區域發展。
中國能否確實達成這一切目標,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教育體制能否從考試推動、威權主義的結構轉變為鼓勵學生自我思考的模式。如果教育與職場持續採取階層分明、威權主義,那就無法成為創新的社會。
成為創新社會的目標,必須在全面改革教育制度的大背景下觀察。而中國快速改革教育制度的不二法門是靠競爭。正如前面章節所述,美國大學與學院素質居全球之冠的原因,是各校互相競逐,爭取學生,不斷強化教育品質來吸引學生。為了在通識教育獲得成果,你必須轉變成美國這種制度,讓各校為爭取學生而競爭。中國人必須把他們在商業領域的知識與經驗,也就是企業競相提供更優良產品與服務的做法,轉到教育上,讓學校互相競爭,拿出優良的辦學成績。這就是運用市場思維來改革教育,而由「顧客」來決定,讓家長在爭取他們子女入學的學校中作抉擇。競爭體制可以改善任何國家的學校。例如,印度私立學校盛行時,快速吸引了50%的學齡人口連家長也一起籌組貧民學校。這些學校對既有的公立學校構成很大威脅,以致有人在國會提出議案,要關閉所有私校,也就是消除競爭。